亚历山大已成为启蒙时代欧洲的圣人象征,似乎特别适合路易十四、叶卡捷琳娜这样的专制君主。法国大革命让波旁王朝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英国保守党议员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1744-1827)写作《希腊史》(八卷)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认识不受约束的人民统治的危险。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失去了在美洲的大片殖民地,促使历史学家从古希腊历史研究中寻找蕴意与寄托。苏格兰历史学家吉利斯(John Jillies,1747-1836)的《古希腊史:殖民和征战》(二卷)是献给国王乔治三世的书,作者断言在希腊哲学的启迪下,亚历山大的征服是为改善人类的最佳利益而进行的。其明确意图是展示民主或共和主义的危险以及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亚历山大成为正确建立帝国的典范,在近代欧洲君主制那里很有市场,并延续到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德罗伊森(Johan Gustav Droysen,1808-1884)是当之无愧的亚历山大研究的大师,如果说亚历山大开创了希腊化时代,那么德罗伊森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研究。一八三三年,有近六百页并附有约六百五十条博学注释的《亚历山大大帝史》(一八三六、一八四三年又出版了另外两卷)在柏林出版,该书出自颇有天赋的德罗伊森之手,这年他才二十五岁。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他师从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历史地理学家李特尔(Carl Ritter)、古典学家博克(August Boeckh)等杰出学者,深受他们影响。一八七七年该书再版时改名为《希腊主义史》,“亚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世界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修订的总基调,当时德罗伊森已经七十岁了,正处于他的权力和声誉的顶峰,再版是对他的作品在德国统一时取得声望的一种敬意。他对马其顿腓力和亚历山大研究的设想并不打算作为当前的政治宣言,但它被热切地认为预示着在普鲁士君主制领导下的德意志各州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一个以开明文化和政治原则为基础的专制政权首先征服了世界,然后实现了文明,这个过程可能会在现代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接受亚历山大作为一个新时代开创者的形象,尽管德罗伊森的说法遭受过某些非议,但还是几乎获得了普遍的接受。亚历山大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个以希腊文化和绝对君主制为基础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一直持续到罗马作为世界强国的统治地位,德罗伊森将这个过程称为“希腊化”。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因为这个词在亚历山大之后一直在流行,是地中海东部非希腊人所说和所写的希腊语的标签,但德鲁伊森把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扩展为整个时代本质的概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古典学家大多追随德罗伊森的观念研究亚历山大,比如英国塔恩(W. W. Tarn,1869-1957)的《亚历山大》把亚历山大作为普世兄弟情谊观念的传播者,这些说教自然帮助了那个时代的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后来反战思想的盛行则使德罗伊森、塔恩等人的观念显得过时了。生于犹太家庭的巴迪安(Ernst Badian,1925-2011)亲眼目睹了父亲在一九三八年“水晶之夜”被纳粹虐待的场景,后来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帮助他们一家逃离维也纳,来到了新西兰。巴迪安成为“二战”后西方学术界重要的古典史家,他的著作终结了对亚历山大的美化与幻想,让人们相信亚历山大大帝是极端暴力的、野蛮的、偏执的。
德罗伊森(来源:wikipedia.org)
提倡不受议会约束的威权统治者的对立面是自由主义。英国自由激进派历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是厌恶半野蛮人亚历山大的。在亚历山大一代之后,希腊的政治行动变得狭窄和退化,不再引起读者的兴趣,也无关未来世界的命运。……从整体上看,从公元前三〇〇年到罗马人吞并希腊这段时间,这段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帮助我们理解之前的几个世纪时才具有价值。从那时起,希腊人的尊严和价值只属于他们那些个体的哲学家、导师、天文学家、数学家、文学家、评论家、医学家等等。所有这些值得称赞的能力,特别是那些伟大的哲学思辨学派,是他们奠定了罗马世界的光芒;尽管作为共同体,希腊人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光芒,只是成为更强大邻居的陪衬而已(George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 vol. 1,Boston, 1851, p. x)。这一思想经过“二战”大屠杀和核武器的磨砺后,人们对亚历山大的认知已完全不同于塔恩写作时所服膺征服与勇士的时代精神了。亚历山大的形象是多面的,又是不断变化的。探究亚历山大形象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同时代人是如何看待他的,也有助于反映各个时代如何利用亚历山大这一资源来达成自身的目的。